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孪生的科学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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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JONAH LEHRER

译者丨carrieshen


“我们是谁,一切事物是什么,这是人类最深沉的问题,如果我们想知道答案,就需要同时借助科学和艺术,这样一来两者才能互为补充。”


上世纪二十年代早期,丹麦物理学家niels bohr努力对物质的结构进行重新想象。从前的物理学家认为原子的内部空间看起来就像微型太阳系统,原子核是其中的太阳,快速移动的电子是轨道上的各个星球。这便是物理学中的经典模型。


不过Bohr仍对电子进行了研究,并意识到“科学”需要引申出新的含义。电子的表现似乎有悖于任何一种传统解释。如Bohr所讲;“我们一提到原子,只能用诗的语言来描述。”普通词语无法尽意。


Bohr长久以来都迷恋立体派艺术家的画作。正如睿智的历史学家Arthur Miller观察到的那样,Bohr随后的研究中充斥着抽象静物,他乐于向访者阐释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对Bohr来说,立体派的魅力在于其粉碎了物体的确定性。艺术揭开任何事物的裂缝,将物质的可靠性转变为超现实的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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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物理学家Niels Bohr


Bohr极具眼光地深信:电子所在的看不见的世界属于立体派艺术家。到1923年,de Broglie已确认电子既可以是粒子形式,也可以是波的形式。Bohr坚持认为电子存在形式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这些电子。它们的根本性质等于人们的观察结果。这意味着电子完全不像微小星球,而像毕加索解构后的吉他画作,笔法模糊到仔细看才能看出端倪来。看上去如此奇怪的艺术其实诉说着真相。


人们很难相信一件抽象艺术作品实际上可能影响了科学史。立体派似与现代物理毫无共通之处。人们一想到科学进程,脑子里就会立刻闪现出以下特定词汇:客观、实验、真相。我们在科学论文的被动时态中想象真实世界的完美写照。而画作可以是深奥的,却永远佯装浅显。


 将科学看作万事万物唯一的调解员是基于一条不成文的假设:艺术与时尚周而复始,而科学知识呈线性上升。科学史应遵从一个简单的等式:时间加上数据等于理解。人们相信总有一天科学将摆平一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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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加索画作《吉他与小提琴》


不过现实中的科学轨迹还要稍微复杂一点点。我们知道越多的现实,关于其悖论就越明显。正如小说家、鳞翅类学者Vladimir Nabokov曾写下的那样:“掌握的科学知识越多,不可思议的感觉越深。”


以物理学史为例。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物理学家以为自己把全宇宙的问题都解决了。虽有某些含糊难解的细节问题尚未解决,可对于整个宇宙的基本结构已了然于胸。走出天真后,相关理论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时间及空间关系的经典理论。随后有了Heisenberg的“不确定性原理”,量子物理学也呈现出超现实主义风格。


或者瞧瞧神经学科的情况吧。仅仅在几十年前,科学家带着十足把握猜想“桥接原则”这个神经学上的大事件将能解释人类的大脑细胞活动是如何创造出意识的主观感受。各种各样的桥接模式问世,从大脑皮层40赫兹振荡到微管内量子相干。人们猜想是生物进程使大脑的清水演变为精神的美酒。


不过近年来科学家们不再谈论这些桥接原则。神经学科继续在有关大脑详情的探索上进展迅猛,可这些详情只是突出了我们长久的谜团:我们无法感受到这些细胞的详情。唯有连科学都不能改变的现实才是我们所知的现实,这句话很讽刺,却真实。


根本点在于现代科学在事物的任何共识上进步甚少。人类的未知领域并未显著减少。在大量实例中均有反例出现,以致人们将大多数基础科学归入彻底的奥秘。倒不是说我们对答案一无所知,而是我们根本不知道问题是什么。


上述表达适用于人类大多数基础科学,比如物理学和神经科学。物理学家研究现实的构造,研究构成物质世界的微粒及其无形的规律。神经系统科学家研究人类对于世界的感知能力,他们解剖大脑来理解“人”这种动物。这两种学科共同致力于解决一个最古老最宏大的未知提问:何为万事万物?我们是谁?


在我们能够揭开这些谜团之前,科学必须摆脱自身的限制。如何做到这点呢?我的答案是:科学需要艺术。我们需在试验期间为艺术家找一个位置,以重新发现Bohr看到那些立体派画作时所观察到的东西。科学的现存限制使人明白:鸡尾酒会上因两种文化的冲突而使双方无法交谈的案例并非仅仅是个学术问题,而是个现实问题。这样的现实问题挡住了科学的各项理论。如果我们希望在最核心的问题上得出答案,则需要连接起文化鸿沟。科学家们留心到艺术的智慧,可因此而收获新的见解与视角,就像收获到科学进程中的种子。


自20世纪早期开始,神经科学已成功成为与大脑关系紧密的一个学科。科学家们已将我们的感知降到了支离破碎的水平。他们想象人类的大脑皮层可以自主思考,他们计算离子通道的形状,并以机械方式将其并入亚原子规范。


然而尽管我们拥有了如此大量的物质知识,奇怪的是对物质创造出了什么东西依然一无所知。我们了解突触,却不了解我们自身。事实上,简化论的逻辑暗示出人类的自我意识实在是复杂的幻想,是额叶皮层内某些流电震动所产生的伴随现象。机器中是没有鬼魂的,只有机械震动。你的大脑中有一千亿个流电细胞,其中没有一个是你,它们也不了解你、关心你。事实上,你甚至根本不存在。大脑什么都不是,不过是物质的无穷化回归,最终缩减至物理学无情的规律中。


该方法的问题在于它否认了真正需要解决的谜团。神经科学擅长于从下而上来解剖思想。但对人类自我意识的解剖似乎需要的是自上而下的方法。正如小说家Richard Powers写下的那样:“我们如果只是通过突触来认识世界,又怎能认识‘突触’呢?”神经科学的悖论在于:其惊人的发展已暴露出自身范例的局限性,简化论无法解答我们内心浮现的思想。它仍旧无法解释人类的许多体验。


人类经验的世界是艺术的世界。小说家、画家和诗人拥抱思想的稍纵即逝,你无法改变或解剖这些思想,也无法将它们转化成一个缩写词。这些人努力捕捉生活,把生活看作是有生命的。如Virginia Woolf表述的那样,小说家的任务是“将平凡的一天中一个平凡的思想审视片刻......(追踪)其模式,虽说从外表看并不连贯,然而每一次瞥视每一个小插曲都构成意识。”她试图从内部来描绘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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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ginia Woolf


尽管如此,神经科学仍需捕获到第一人称视角。其简化法没有将“我”置于万物的中心位置,而是努力探寻感受性的问题。然而像Woolf这样的艺术家们,几世纪以来却一直在研究此类现象,在思想的谜团方面已积累了大量知识。这些人建造出人类意识的精简模型来表达人类体验的纹理,将现实生活的细节提炼成散文和故事情节。这就是为何他们的小说保持历久弥新:因为内容感觉真实。为什么?因为其捕获到了现实层面,而简化论做不到。


如果神经系统科学家严肃对待这些艺术性的探索,便可更好理解自己试图解析之事物的整体性能。将某件事物分离之前了解它的结合方式有助于完成这项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是异常丰富的数据库,使科学的盲点有看得见的可能。如果神经科学想要找寻意识的神经性关联,或发现自我的来源,或找出主观性细胞,如果这门学科想要超越人类皮层术语库,那么得与高层次精神方面开展深入了解。这是当前科学所采用的方法所欠缺的。


神经科学需要的是一个新的方法,一个能构建起思想的复杂表述、并非自下而上的方法。有些时候,按照整体来理解整体是最好的方法。William James像往常一样首先意识到这个问题。他编写过1890年一本史诗般的教科书《心理学原则》,头八章内容讲的是实验型心理学家惯用的第三人称视角所描述的思想。第九章内容却截然不同。这一章的标题是“意识流”,James以一句预告开篇:“现在我们从内部开始对思想展开研究。”


这个单句所蕴含的情绪就像现代主义小说那样激进,James试图转换心理学的主题。他否定了试图将思想解剖成元素(感觉或突触)的任一科学方法。“这一简化视角站在了科学的反面,”James表明:“因为它无视我们的实际现实。”


现代科学并未遵循James提供的线索。在他的教科书出版数年后,“新心理学”问世,这个严谨的学科无需Jamesian式的含糊性。它想通过自我净化来解决任何无法测量的事物。心理学家把人类体验的研究赶出了实验室。


但是科学家们继续创造着他们对于意识的复杂模拟。他们从未放弃那不可言喻或迂回婉转的体验,因为这种体验太难了。他们立即陷入一片混乱。对此作出最好证明的非James Joyce莫属。在他的小说《尤利西斯》中,Joyce试图捕获思想的现在时态。小说中的一切事物并非通过作者的全知视角展开,而是通过书中人物的视角。读者可以偷听到这些人物的内心独白,比如Bloom、Stephen和Molly如何看待美丽、死亡、 床上的卵和数字八。Joyce说道,这是思想的肉汤,是标点之前的精神,是纸上渲染的意识流。《尤利西斯》始于William James中断的地方。


同样地,沉迷于鸦片的Samuel Taylor Coleridge早在精神方面的学科形成前,就写下关于“思考过程中思想的自我体验”的诗歌。或者瞧瞧视觉艺术的世界吧。正如神经系统科学家Semir Zeki所注:“艺术家和画家中有的是官能神经病学家,他们采用技术方法来研究大脑,这些技术对他们来说很特别。”莫奈的画作《干草垛》吸引我们,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对颜色的感觉理解到位。Jackson Pollock 的滴画能引起强烈共鸣,是因为其刺激了视觉皮层某些特殊的细胞电路。这些画家对大脑开展逆向操纵,结果发现了迷惑双眼的视觉规律。


当然,科学的标准回应会说这类艺术对科学进程来说太过散乱。美丽反映不出真理,莫奈是因为运气好。小说只是虚构作品,与实验性的事实背道而驰。这类艺术无法用图表标绘出来,也无法压缩成变量,因此不值得加以注意。但是,这样的散乱难道不是人类思想的本质么?我们的内在体验难道不是充满了跳跃性,全是不合逻辑的推论和莫名其妙的感觉?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的零乱与画作的抽象实际是一面镜子。正如诗歌评论家Randall Jarrell 所说:“艺术作品中包含矛盾,因此它们可以代表我们,代表这个同样充满矛盾的世界和我们自身,而逻辑化、系统化的概论无法实现这样的功能。”


与思想有关的科学模型没有一个是完整的,除非其包含的是无法改变的事物。科学依附于严格的方法论,依赖于实验数据和可测试性,但是该办法可得益于额外的输入信息。艺术家们给出的文化命题可以激发提问,进而促使科学上新的重要答案的产生。如果科学能从更加全盘的角度看待大脑(这样的视角可能需要艺术想象力的参与),那么世间的科学理论将从人类看待自身的方式中摆脱出来。


当然了,神经科学认为自身是没有局限的。将来的一天,若干科学家可能会对人类意识作出解释。“桥接原则”将会迎刃而解。有关体验的谜团原来只是小把戏。这种乐观主义也许没错。只有时间能证明一切。(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每个科学家都这么乐观。比如Noam Chomsky就说过:“相比心理学科而言,我们从小说中更能体会到人类的生活和个性。有人会想,事实很有可能就是这样,极有可能!)哲学家David Chalmers将大脑最深层的谜团称作“意识的难题”,不管怎样,要解开这个谜团需要的是新的科学方法——能与艺术智慧融合的方法。人类由材料组成,梦想建于材料之上,然而人类也仅仅是材料而已。如果孤立地看待上述两种真实,没有哪一种能作为我们的解决之道,因为现实不止一个。


乍看之下,物理学似乎离艺术的主观世界特别遥远。其理论提取于各类晦涩的方程式和超级对撞机的亚原子碎片。这个学科在不断地强调:我们对现实最基本的直觉其实是错觉,是感觉的虚构。艺术家依赖于想象,但现代物理学超越了想象。为了解析《哈姆雷特》,天地间的事物多于人能想象出的事物,像暗物质、夸克和黑洞。面对这般奇怪的宇宙只能去发现,不能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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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奈画作《干草垛》


然而物理学的超现实主义性质正是其需要艺术家帮助的原因。这门学科的发展已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至少其字面意义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正如Richard Feynman所说:“我们的想象力延伸到了极致,我这样说,不是指沉迷在小说中想象那些虚构的事物,而是去领会那些实际存在的事物。”心理学上有个残忍现实:人类思想不可能理解弦理论的双位维度,或平行宇宙的可能性。我们的思想植根于一个简明的世界,在这儿,要紧的是确定性,时间永远向前流动,只存在三维空间。如果我们要超越这些固有的直觉,就只能求助于隐喻。现代物流学的反讽之处在于:一方面它试图寻找现实的最基本形式,并用数学来表示,另一方面我们却对这些超越了数学的基础完全无法理解。认识宇宙的唯一方法是借助类比。


因此,物理学的历史充斥着跳跃性的类比。爱因斯坦在思考移动的火车时得出了“相对论”。Arthur Eddington将宇宙的膨胀比作一只胀气的气球。James Clerk Maxwell将磁场想成是太空中的小漩涡,他称之为“旋涡”。“大爆炸”只是在宇宙中放了回鞭炮。 陷入宇宙炼狱的实验——“薛定谔的猫”有助于解释量子力学的悖论。若没有“橡胶水管”的类比,“弦理论”将变得难以想象。


这些比喻可能太过简化,但确实意义重大。正如身兼物理学家和小说家的Alan Lightman写下的那样:“科学中出现的隐喻不仅是一种教学手段,还帮助了科学的发现。我们在开展科学工作时,虽为准确表达含义而借助文字和方程式。但要进行分析的话,很可能需要依靠物理模拟,建立心理图像,想象球的反弹和钟摆的摆动。”隐喻的力量在于它可以让科学家们透过具体事物想象抽象概念,这样来领会出数学方程式的内在含义。这个我们所知的唯一世界圈定了人类的思维。


然而,借助隐喻也可能不安全,因为所有的隐喻都不完美。如Thomas Pynchon所说:“隐喻与真相背道而驰,隐喻是谎话。”存在于宇宙的弦可能的确像是橡胶水管,但也只是相像而已。太空也不是塑料球。理论一旦和平常话语相连,方程式的纯正便受到了污染。借助类比来思考,就像行走在“准确”的悬崖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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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定谔的猫


 这便是现代物理需要艺术的原因。一旦接受“隐喻对科学进程很重要”的观点,我们就可以想一想怎么让这些隐喻变得更好。诗人当然属隐喻高手,他们的艺术力量在于将各种含义压缩进韵律,他们还将模糊的感觉转化成生动的描绘。20世纪许多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皆因其清晰而浪漫的思维方式而闻名,如爱因斯坦、 费曼、玻尔这样的杰出人士。这可不是巧合,这些伟大的科学家借用隐喻看到了他人永远无法看到的事物,所以有了用铁路比喻相对论,用液体的下落比喻原子核。诗人能帮助物理学家创造新隐喻,改进旧隐喻,以此推动本学科的发展速度。也许我们能创造出比“橡胶水管”更好的比喻。也许明喻将有助于我们解开暗物质的谜团。正如研究“弦理论”的专家Brian Greene最近所写的那样,艺术有能力“强势颠覆我们对真实的固有判断”,促使科学想象力的触角延伸至新的事物。


然而,艺术家还可以为宇宙对话提供另外一种途径:在他们的帮助下,科学隐喻可以变得有形有状。如将抽象方程式变成实体,物理学家便可以从全新的角度探索数学的意义。比如看看Richard Serra的雕刻作品吧。他用弯曲的金属造出迷宫,人们可因此从全新的角度想象空间与时间之前的奇异曲线。立体派绘画与先锋派物理学有许多共通点,前者那支离破碎的形状同样向人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毕加索通过时代思潮运用的几何学远非欧几里德式的,他永远理解不了那些方程式,却坚决用画作来表现这种思考空间的新方式。一个世纪之后,物理学家仍将他作品中那些破碎的静物作为科学的有力符号。抽象艺术使我们理解了那些难以理解的事物,哪怕只有一点点。


是时候让科学和艺术这两种文化的交流成为科学方法的一个标准了。大学校园可开设“物理学家的诗歌”这门课程作为开端。但同时还有关键的一点:使科学隐喻超越其隐喻的范围,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那些理论得出的结论。让人目眩的弦理论和爱因斯坦-波多斯基-罗森悖论应该布满艺术画廊。每个物理系都应邀请一位艺术家的加入。现代物理学常常摆一副疏离的面孔,其提出的推测太奇怪,结果沦落成毫无意义。艺术可帮助我们将物理学重新接上地气。


艺术家同样可以让神经科学受益。小说家的作品可以催生有关意识的最新理论。如果理论无法赋予各类性格真实的感觉,那么理论本身很可能也不真实。举个例子,Woolf是早期研究弗洛伊德理论的评论家,她否决了那种将自己“各种性格划成案例”的方式。画家可以探究视觉皮层的全新理论。舞蹈家可以帮忙解开身体与情感之间的神秘纽带。科学通过对艺术智慧的关注,来与艺术互相交流,也可加入进艺术的全部领域。另一方面,要想理解科学思想和理论,艺术也向科学提供了一面镜子,通过它科学可以审视自我。


散文作家C.P. Snow新创过“两种文化”的思想,他为解决不同文化而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他论述说,我们需要“第三种文化”,以缩短科学家和艺术家之间的“交流隔阂”。他说,通过互相理解,双方都将受益,因为作家可因此而了解热力学的第二法则,而科学家也因此而阅读到了莎士比亚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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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 Snow


如今的确有新生的第三种文化,却偏离Snow所持的观点。他所说的第三种文化基于互动,而实际的第三种文化,基本上就是说科学家直接向公众谈话。这种文化的创立者John Brockman写道:“传统所说的\'科学’到了今天变成了‘公共文化’......新闻唯一的内容变成了科学。”当然,科学家们切断“中间人”,并向公众解释他们的研究,这样的做法是很有意义的。实践这种第三种文化的大量科学家大大提升了公众对先锋派科学的理解。不管是Richard Dawkins还是Brian Greene,Steven Pinker还是 E.O. Wilson,这些人不仅从事重要的科学研究,还写出优美的散文。这些人教给我们很多东西。


但是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协作到底指什么?我们真的准备活在永久的文化分歧中?如果我们真想联合人类的各类知识,那就需要与第三种文化和谐共处的新运动,然而它却故意侵犯我们的文化边界,试图将艺术和科学联系起来。管它第三种文化还是第四种文化,运动的前提是:艺术与科学这两种文化均无法孤立存在。运动的目标是:发展积极的反馈,其中艺术作品引导新的科学实验,科学实验引导新的艺术作品,如此等等。科学和艺术要真正地彼此影响,而不是采用肤浅幼稚的方式彼此忽略、竞争或挑选。旧有的智力边界将会消亡。神经科学将获得新的工具来对付意识的谜团,现代物理学将改善其用到的隐喻。艺术将变成科学思想的重要来源。


这样一来我们最终将对真实拥有更加广阔的视野。如今,科学被认作是真实的唯一来源,其中“真实”两字用简称代替。那些无法用简称和方程式来说明的事物,可能让人误以为是漂亮的小说而忽略掉,这样就与科学真相背道而驰。


但是现代科学必须解答的宏大问题科学是无法单独解决的。融合两种文化可以使我们通过有用性来判断我们的知识,而非通过其起源。这本小说,这个经历,或这首诗在认识自我方面教给了我们什么呢?又是怎么帮助我们了解自己,了解宇宙的?它长期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已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我们以开放的心态面对这些提问,会发现诗歌和绘画有助于丰富我们的体验和理论。艺术可以让科学变得更好。


但是这样的局面还没有出现,这两种现存的文化必须调整自身的习惯。首先,人文学科必须与科学真诚合作。Henry James将作家说成是百宝箱,艺术家必须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同时也要重视科学对现实那激动人心的描述。


其次,科学必须认识到自己的真实并非唯一的真实。没有哪个知识领域垄断得了整个知识。正如Karl Popper这位科学的拥护者所写:“放弃‘知识的终极来源’这种想法,承认所有的知识都是以人为本,这点很重要;承认知识混合了我们的失误、偏见、梦想和希望;承认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探索真相,即使其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追寻科学真相的过程既漫长又艰苦,而且永无止境。我们是谁,一切事物是什么,这是人类最深沉的问题,如果我们想知道答案,就需要同时借助科学和艺术,这样一来两者才能互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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